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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共产党的宿命,不能争论”
浏览次数:3731      发布时间:2012-03-14

1992年1月,邓小平来到深圳仙湖植物园参观。资料图片
 
 

  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院长,政治学理论与行政管理跨专业博士生导师。

  “南方谈话的核心精神就是共产党要敢于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兴起之后所有挑战,而不是回避挑战、往回走、甚至倒退到‘文革’那一套做法,那不符合南方谈话的精神。”

  “当下中国面临的挑战一定都能在进一步改革开放中得到解决,对于要不要改革这一点,是不能争论的。”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任剑涛谈起20年前小平南方谈话,坚定言语中透着几分激昂,不改敢言、直言的本色。这位著名的政治学学者认为,小平南方谈话至今言犹在耳、仍有强大的现实针对性。

  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时,任剑涛说,小平南方谈话最核心的价值是解决了社会主义再出发、改革再出发以及鼓励广东再出发这三大命题。广东这块热土寄托着小平同志的深深期望,广东在现阶段仍要敢闯敢试,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同时要注意技巧,成为中国未来长期繁荣稳定的最重要标本。

  ●南方日报首席记者 梅志清 记者 雷雨

  现实意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不能争论

  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证明既有社会主义制度的正确,而是证明社会主义改革落定在市场经济上的正确,这是南方谈话最伟大的地方

  南方日报: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已过20年,现在重温他当年这一席话,对当下中国仍有现实针对性吗?

  任剑涛:我认为现实针对性仍很强大,主要有三点:

  第一,怎样去评价改革的成败问题。从跨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功,但我们对改革的认同从某个层面上来说,产生了一个断裂。有些人认为改革开放的成功是社会主义的成功,而把市场经济遗漏掉了。小平南方谈话实际上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党的十三大所决定的党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对这一点不争论,这是个完整的表述。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证明既有社会主义制度的正确,而是证明社会主义改革落定在市场经济上的正确,这是南方谈话最伟大的地方。

  第二,怎样真正理解小平同志“不争论”的本质。不争论不是不能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批评意见,不能谈贫富分化,不能谈阶层利益分化等问题。真正理解小平同志的“不争论”,实际上是说我们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大方向,确定了我们最重要的国家理念,在这一点上不争论,但可以在基本国策的框架下去讨论如何实现国家崛起。

  第三,怎么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南方谈话为中国向何处去提供了一个现成的答案,他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层面发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且这个答案至今依然有效。什么是现成的答案?就是发现国家发展基本正确道路之后指出国家前行的方向,而不是犹豫不决,迟疑徘徊,踌躇不前。

  改革复杂

  现在是改革布局制度化突破前夜

  小平是通过革命领袖的个人威望来聚集改革共识,而现在更需要各方协商达成改革共识,普通公民对改革的共识远超1992年小平南方谈话前

  南方日报:有人认为,现在谈改革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少,是不是我们现在的再出发再改革缺乏广泛的共识和动力?

  任剑涛:当年为什么改革显得那么悲壮,是因为国民经济几近崩溃,没有生存可能了,不杀出一条血路就是死路一条,但没有料到后来一路光明灿烂,喜出望外,带来的一种改革心态是涣散的。这也是最近十来年我们稍微对小平南方谈话掉以轻心,或者没有随时回去品味,没有通过深刻体会而继续推进改革,而去大谈特谈既有制度优越性的原因所在。

  实际上,对于未来发展,我们将遭遇到两重困难:第一是转型陷阱,第二是中等收入陷阱。转型到一定阶段,分析制度的有效性和无效性之后,我们往往容易被有效性惊呆了,而忽略了无效性。摸石头摸惯的人只顾着摸河里的石头,而忘了自身最终目标是需要过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很容易对旧的制度产生念旧的情结,而忘记了我们对制度突破本身还在探索之中。

  第二是中等收入陷阱。人均年收入达到3000美元到5000美元的时候,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政治参与要求高了,但参与的热情和不能够参与的挫折之间呈现出无所作为的状态,而提供个人发展的更大空间的可能性此时又还没有展现出来,这个情况下我们怎么去谈改革呢,怎么改呢?所以从国家层面来看,要有顶层设计,同时要有制度摸索、效果展示加以兑现。

  南方日报: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现在改革面临的处境与小平南方谈话前有某种相似之处,您认同否?

  任剑涛:小平南方谈话和现在改革面临的处境有一个结构性区别,虽然改革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但是促进改革的路径各不相同。小平南方谈话的意义永不磨灭,但是现在的改革是制度推进,而不是依靠革命领袖来推进。

  制度化的时代,中央领导需要以法治化的手段来规范它,来激活它,个人的作用在明显下降,体制的作用在明显上升。小平改革是打破既有制度的改革,而我们现在要形成妥协的共识性的改革,小平是通过革命领袖的个人威望来聚集改革共识,而现在需要的是各方来协商并达成改革共识。

  我认为,今天中国公民认识到的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远超1992年南方谈话前普通公民对于改革的认识,那个时候的共识更多是精英共识,而目前是全民共识,可以说目前改革的动力是更足,而不是说不足。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蛋糕已经做大了,要做得更好,分得更均,分得更满意,而且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教育需要同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这个时候是中国改革精心布局的状态,我认为是制度化突破的前夜,而绝不是不改革的状态。

  核心价值

  倒退到“文革”不符合南方谈话精神

  往回走不需要政治智慧,但是往前走面临的是一种未知状态,如何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进行把握,没有十足政治家的勇气不足以解决问题

  南方日报:小平南方谈话是一代伟人在非常关键的历史节点用大白话的方式指明了中国前行的方向,在您看来,其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

  任剑涛:没错,南方谈话没有高谈阔论,但句句一针见血,它解决了社会主义再出发、中国改革再出发以及鼓励广东再出发这三大时代命题。

  1992年南方谈话,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再出发,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民主和法治三个重要元素的巧妙匹配,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动摇,社会主义再出发永远是社会主义成败的最重要的判断标准。

  小平南方谈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定方面实现了三大突破:第一,关于党对经济资源的控制权问题突破了,三种所有制并存,相互注重,相互发展,这对经济发展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动力;第二,政府务必强有力地控制经济,让国家带动发展有一个突破口;第三,就是正视价格要素对微观经济领域发展的作用。这三方面是邓小平伟大的理论突破,也是邓小平最重要的政治遗嘱之一。

  另外,社会主义再出发一定要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治。民主不一定是西方的选举民主,但也绝不是“文革”时的“大民主”,这是两个边界,邓小平在南方谈话谈到社会主义民主,就强调要把这两个边界卡住。小平强调要法治化,最重要的是规范化和秩序化。这对于一个国家建立起稳定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是重要保障。

  第三,对社会主义再出发而言,共产党由夺取政权时的革命党到掌握政权时的执政党,要充分理解到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党要学会尊重一定的社会空间,要跟公民组织和公益组织去互相协商、谈判,然后相互达成妥协,这对于我们长期革命党的思维是一个巨大挑战。南方谈话里实际上隐含着这样的意思,核心精神就是共产党要敢于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兴起之后所有挑战,这些挑战一定都能在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当中得到解决,而不是不迎接挑战、往回走,倒退到“文革”的那一套做法,那就不符合南方谈话的精神。对于这一点也是不能争论的。

  而社会主义再出发还有一个附带意义,执政党要勇于面对问题,不要以主义的虚假话语把问题掩盖住。无论是社会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说到底都是人类文明创造性的成果,所有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都要敢于接纳、善于借鉴、勇于吸收,这对今天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南方日报:温家宝总理前不久在广东视察时说,破解当下难题仍要靠改革开放,南方谈话对推进中国改革再出发的价值何在?

  任剑涛:推进改革再出发是南方谈话非常重要的一点。改革说到底是要寻找三大突破口,第一要有勇气,第二要有智慧,第三要有举措,或者说要有后手。

  1989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遭遇严重困难,我们究竟还要不要走改革开放这条道路?这是个需要勇气去面对的问题。往回走不需要政治智慧,但是往前走面临的是一种未知状态,如何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进行把握,这个时候可能在一念之间就会产生两种判然有别的后果,没有十足政治家的勇气不足以解决问题。

  改革再出发所表现出的这种改革勇气,对于中国来说,我用一句话来表述,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宿命就是改革,因而表现这种勇气也是共产党的宿命。只有不断地改革再出发,以勇气来判析时事,抓住机遇,勇于决断,才能够真正以改革来扼住命运的咽喉。

  再出发

  南方谈话宣告

  广东探索是有效的

  南方谈话已预示着一个方向,就是广东要以胆量为号召的第一波改革,进一步推进到有顶层设计、全盘观念、总体布局、未来目标的深度改革当中

  南方日报:您刚讲到南方谈话对广东再出发也是意义重大,具体怎样看这个问题?

  任剑涛:首先,客观上讲,广东之所以成为改革第一波出发的重要实验地,最初的选择是一种政治地缘和经济地缘的权宜之计。广东领导和广东人民以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尝试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道路,对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促进作用,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所以,在1992年广东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时候,邓小平来到了广东,为广东打开了解压阀,肯定了广东在全国改革一盘棋再出发的极端重要性。对广东为中国社会主义开辟出的新模式,邓小平庄重宣布,它是有效的。对广东的肯定就是激励广东再出发的一个最重要标志。

  第二,激励广东再出发,意味着广东要从十几年前的杀出一条血路,更进一步到以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勇气,同时以制度化建构的胆略、技巧来优化改革开放,来促使改革开放的升级。20年前的南方谈话,已经在讲话的基本精神里预示着一个方向,就是广东要把乱中取胜、以胆量为号召的第一波改革,进一步推进到有顶层设计,有全盘观念,有总体布局,有未来目标的这样一种深度改革,所以广东再出发,实际上是邓小平激励广东继续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而这个排头兵不是要GDP的问题,而是要改革开放的质量、水平,在某种意义上有一个对现代制度的开创性探究,这也成为邓小平激励广东再出发最重要的东西。

  第三,鼓励广东再出发,意味着广东不仅一定要有具体做事的胆量,还要有做成事的能力、领导力和执行力。广东近20年的做法,其实也印证了邓小平让广东再出发的宏观战略布局。广东通过解决广东内部的产业发展不均衡、区域发展不均衡、阶层发展不平衡以及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继续为国家提供一个实现均衡科学发展的探索性方案。这是邓小平对广东最重要的激励,后来广东的解放思想、科学发展,就体现了政治家之间的历史性呼应。

  排头兵

  广东需要自问

  还有敢闯的勇气吗

  以前是打破计划经济的制度、乱中取胜的改革,现在是要形成一套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的深度变革,只要改革的出发点不为私利,不管结果如何,应该免责

  南方日报:您是成长于南方的学者,现又执教于京城,在您看来,现在的广东怎样才能继续当好改革排头兵的角色?

  任剑涛:首先,是不是中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对广东而言,不是靠总结,而是要看还有没有继续改革的勇气和举措,粤东、粤西、粤北、珠三角的核心城市都要自问。

  例如对深圳来讲,能不能不借助于毗邻香港优势,而是继续拓展制度化变革的深圳空间,使得深圳继续成为广东变革乃至全国变革的重要动力,真正打破30多年改革开放已经凸显的制度障碍和弊端,是深圳重新焕发特区城市改革活力的一个基本标志。

  第二,对广东领导者来讲,再次考验着有没有一种勇气和能力承担小平南方谈话对这片改革热土的殷殷期待之情。

  广东已稳居全国GDP第一的位置达20年之久。需要赞美的成功不是真正的成功,持续的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所以在面临更新换代、转型升级、制度创新的当口,广东的决策群体必须深刻反省,如何咬紧牙关渡过一个个制度关口。以前是打破计划经济的制度、乱中取胜的改革,现在是要形成一套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整个领导集体要形成推进制度化改革的广东共识,这对广东继续成为全国改革排头兵的地位具有决定性意义。

  我还想强调,广东要当好排头兵,仍要敢闯敢试,只要改革的出发点不为私利,不管结果如何,改革可以免责。也就是说公共意义的改革都应该鼓励,胆子要大一点,步子快一点,不要动辄对改革喊打喊压,扣政治帽子,将其意识形态化,这方面广东这几年其实是做得相当好的。

  第三,对广东公民来讲,如何承担改革的责任,是居住在这块热土的所有成员要思考的问题。广东这片土地因为30年经济的持续发展,生活已经在全国属于相当舒适的状态,容易丧失改革的激情,容易在个人生活之外丧失对公共事务关注的需求能力,容易丧失一个区域持续发展的动力而安于当下已经取得的成就。因此,所有新老广东人要形成承担公共责任的共识。

  解决了这三个问题,广东绝对可以满足小平及老一代领导者对这片土地所给予的崇高期望,而广东一定会在复兴中国的历程中成为未来长期稳定、持续繁荣的最重要的标本。

  ◎不争论不是不能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批评意见,不能谈贫富分化,不能谈阶层利益分化等问题

  ◎南方谈话没有高谈阔论,但句句一针见血,它解决了社会主义再出发、中国改革再出发以及鼓励广东再出发这三大时代命题

  ◎执政党要勇于面对问题,不要以主义的虚假话语把问题掩盖住

  ◎在面临更新换代、转型升级、制度创新的当口,广东的决策群体必须深刻反省,如何咬紧牙关渡过一个个制度关口

  ◎公共意义的改革都应该鼓励,胆子要大一点,步子快一点,不要动辄对改革喊打喊压,扣政治帽子,将其意识形态化